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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一件人生憾事，正好借题发挥，免得眼前这位愚兄再刨根问底，让我言多必失，说漏嘴就不好了，那就是我一直耿耿于怀，恋恋不忘的大宋皇帝仁宗，如此鼎鼎有名，如雷贯耳，千古留名的皇上我居然深入皇宫后无缘以见，真是太可惜可叹了，我本来就在历史课本有所耳闻，在御膳房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大伙儿对他议论纷纷，称赞有加，我本来就比较好奇，再加上朝廷之上太后又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述了他成人之美，忍痛割爱，让写下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的宋祁春风得意抱得美人归，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让我更是大感兴趣。
这宋仁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呀？没有亲自一睹亲详，只是想起了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关于他的事迹，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宋仁宗的一生。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盖棺论定，从他的死亡时候的盛况空前可以窥豹一斑，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百万级别的大城汴梁城飘雪，纸灰漫山遍野，消息传到洛阳，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哀悼皇帝的驾崩，整个北宋国内子民无比哀痛，岂止是国内，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一个国家的皇帝死了，让本国黎民百姓哭得泪流满面，肝肠俱断，屡见不鲜，但让邻国敌国的百姓和皇帝痛哭，哀悼。确实是凤毛麟角，让人嘘唏不已，甚至北宋灭亡的时候，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把北宋皇帝的墓挖了个遍，唯独不动仁宗的，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让人唏嘘不已。有时候，一个人伟大到极致，哪怕是敌对的国家也会尊重他。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从他开始，整个中国历史上才开始有仁宗的封号。
宋仁宗就是这样一位仁义之人，他为人低调，却天生是个做皇帝的料，是个有为之君。嘉祐四年，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他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他虽然不像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那样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穷兵赎武，大开杀戒，开疆拓土，战功赫赫，上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下不像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但他温良恭俭，悲天悯人，严格自律，大仁大义，让人民安居乐业，而以仁治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他统治期间，天下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当之无愧为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仁君之一。
他审时度势，知人善用，宽宥清明，在位期间英才辈出，名臣辈出，灿若繁星，宋仁宗虽自己资质平庸，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唐宋八大家，其他六位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宋人就出现在仁宗朝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还有数不胜数，名动一时，名扬四海的历史名臣都在这期间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有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等，因此苏轼说过“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连子孙后代都用不完。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宋仁宗期间不仅文化发达，科技也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他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社会的空前繁荣，虽然他默默无闻，不声不响，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战果累累，但他的光彩形象不会就此暗淡无光，明珠蒙灰，被掩盖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之中，不见天日，反而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宋仁宗最主要的最为可贵的美德表现是节制，克制，容忍，包容。不光表现为他本人对声色犬马，食色享乐的节制，更是表现在对个人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宽容仁厚，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虚心采纳言论，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也绝不固执己见，打击报复。“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时人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有下面的史料为证。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宋仁宗对自己的欲望更是加以节制，以身作则，《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在朝廷行政事务上，宋仁宗尊重这些机构的自主权，从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而是由于仁宗皇帝“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兴趣广泛，还想当下首席大法官过把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所以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谏官王贽忿忿不平，拍案而起站：“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认为司法是需要专业知识，需要长期学习，不是心血来潮，随性而为的，“情有轻重，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会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有伤政体”。因此他大胆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宋仁宗甚至家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皇宫妃嫔虽不少，但赵祯最宠的是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制约下，每次提议都被驳。张贵妃不仅没有晋封成皇后，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成为泡沫。这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提醒他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情，赵祯一口应承下来，结果在殿上，包拯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连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若无其事，收回了成命。包拯胆大包天，仗义执言，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但宋仁宗置若惘然，全部都一一采纳，从未怪罪。包拯大人病逝之后，仁宗亲临吊唁，还专门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宋仁宗心胸也特别宽广，海阔天空，肚子能撑船，大气磅礴，从未兴过所谓的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道听途说一些朝廷的小道消息，心生不满，... -->>
我突然想起一件人生憾事，正好借题发挥，免得眼前这位愚兄再刨根问底，让我言多必失，说漏嘴就不好了，那就是我一直耿耿于怀，恋恋不忘的大宋皇帝仁宗，如此鼎鼎有名，如雷贯耳，千古留名的皇上我居然深入皇宫后无缘以见，真是太可惜可叹了，我本来就在历史课本有所耳闻，在御膳房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大伙儿对他议论纷纷，称赞有加，我本来就比较好奇，再加上朝廷之上太后又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述了他成人之美，忍痛割爱，让写下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的宋祁春风得意抱得美人归，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让我更是大感兴趣。
这宋仁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呀？没有亲自一睹亲详，只是想起了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关于他的事迹，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宋仁宗的一生。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盖棺论定，从他的死亡时候的盛况空前可以窥豹一斑，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百万级别的大城汴梁城飘雪，纸灰漫山遍野，消息传到洛阳，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哀悼皇帝的驾崩，整个北宋国内子民无比哀痛，岂止是国内，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一个国家的皇帝死了，让本国黎民百姓哭得泪流满面，肝肠俱断，屡见不鲜，但让邻国敌国的百姓和皇帝痛哭，哀悼。确实是凤毛麟角，让人嘘唏不已，甚至北宋灭亡的时候，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把北宋皇帝的墓挖了个遍，唯独不动仁宗的，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让人唏嘘不已。有时候，一个人伟大到极致，哪怕是敌对的国家也会尊重他。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从他开始，整个中国历史上才开始有仁宗的封号。
宋仁宗就是这样一位仁义之人，他为人低调，却天生是个做皇帝的料，是个有为之君。嘉祐四年，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他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他虽然不像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那样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穷兵赎武，大开杀戒，开疆拓土，战功赫赫，上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下不像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但他温良恭俭，悲天悯人，严格自律，大仁大义，让人民安居乐业，而以仁治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他统治期间，天下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当之无愧为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仁君之一。
他审时度势，知人善用，宽宥清明，在位期间英才辈出，名臣辈出，灿若繁星，宋仁宗虽自己资质平庸，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唐宋八大家，其他六位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宋人就出现在仁宗朝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还有数不胜数，名动一时，名扬四海的历史名臣都在这期间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有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等，因此苏轼说过“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连子孙后代都用不完。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宋仁宗期间不仅文化发达，科技也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他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社会的空前繁荣，虽然他默默无闻，不声不响，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战果累累，但他的光彩形象不会就此暗淡无光，明珠蒙灰，被掩盖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之中，不见天日，反而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宋仁宗最主要的最为可贵的美德表现是节制，克制，容忍，包容。不光表现为他本人对声色犬马，食色享乐的节制，更是表现在对个人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宽容仁厚，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虚心采纳言论，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也绝不固执己见，打击报复。“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时人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有下面的史料为证。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宋仁宗对自己的欲望更是加以节制，以身作则，《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在朝廷行政事务上，宋仁宗尊重这些机构的自主权，从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而是由于仁宗皇帝“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兴趣广泛，还想当下首席大法官过把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所以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谏官王贽忿忿不平，拍案而起站：“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认为司法是需要专业知识，需要长期学习，不是心血来潮，随性而为的，“情有轻重，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会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有伤政体”。因此他大胆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宋仁宗甚至家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因为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皇宫妃嫔虽不少，但赵祯最宠的是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制度制约下，每次提议都被驳。张贵妃不仅没有晋封成皇后，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成为泡沫。这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提醒他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情，赵祯一口应承下来，结果在殿上，包拯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连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若无其事，收回了成命。包拯胆大包天，仗义执言，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但宋仁宗置若惘然，全部都一一采纳，从未怪罪。包拯大人病逝之后，仁宗亲临吊唁，还专门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宋仁宗心胸也特别宽广，海阔天空，肚子能撑船，大气磅礴，从未兴过所谓的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道听途说一些朝廷的小道消息，心生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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