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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李肆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主薄、巡检和农商正,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主薄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正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正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主薄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所,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李肆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李肆关于公所的设置,天王府参议和三厅六科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怎么感觉有些像是把之前青田工商的公关部、商关部,白城学院里蒙学和医学那一套架子摊出去了?
李肆早前弄的青田公司,其实就隐隐有了“潜官府”的味道,有那么一段时期,青田公司的任务就是将满清官府跟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掉,只剩下官老爷那一层表面的皮。在工作做得已经很到位的韶州、清远、新安、佛山、东莞等地,这一套公所的架子,其实已经铺成型了,只需要进一步按到更下一层即可。李肆正是在青田公司的探索和试验中获得了经验,这套设计,并非他拍脑袋生创出来的。
将青田模式推行到县以下的基层,李肆就是要将原本满清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李肆。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李肆终于绕了回来。
nbsp;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李肆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主薄、巡检和农商正,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主薄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正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正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主薄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所,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李肆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李肆关于公所的设置,天王府参议和三厅六科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怎么感觉有些像是把之前青田工商的公关部、商关部,白城学院里蒙学和医学那一套架子摊出去了?
李肆早前弄的青田公司,其实就隐隐有了“潜官府”的味道,有那么一段时期,青田公司的任务就是将满清官府跟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掉,只剩下官老爷那一层表面的皮。在工作做得已经很到位的韶州、清远、新安、佛山、东莞等地,这一套公所的架子,其实已经铺成型了,只需要进一步按到更下一层即可。李肆正是在青田公司的探索和试验中获得了经验,这套设计,并非他拍脑袋生创出来的。
将青田模式推行到县以下的基层,李肆就是要将原本满清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李肆。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李肆终于绕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