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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态度，前者认为我做得太激进，后者认为我做得不彻底。若不是小心翼翼，我想我此时，两面难为人了。”
“天下肯定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天下人包括国家，豪强与平民。于是我拼命的兼顾。那有那么容易呢？执行过程中必然伤害了一部分人利益。但有一点。平民太苦，最少能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限。因此伤害的豪强利益最多。不过我也在想方设法做补偿，包括这个眼下这个酒务大肆转让，正是谦让的一种。”
还不明白吗？
能参与到酒务拍卖行列，平民成么？
“最后就是河东百姓的生活，河东地形不好，百姓生活太苦，一旦葡萄酒业盛行起来，种葡萄的人也会多起来。就会给更多的百姓一条活路。这就是我的想法。请大家想一想，可有通过的可能？”
还有一条未说。
一旦成功。会出现许多民间酒作坊，这些就是工业，也能带动商业发展。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开源，天下经济乃是总和不变的，开了这个源，必伤害另一个源，乃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个说法不对。
比如酒，这个地区产量高一点，未必能使另外一个地方产量下降，百姓多喝一点，就出在里面。
“这倒是良策，”曾公亮道。
有前例，福建路论地形比河东更恶劣，但养活了一百多万户百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肆种植荔枝等果树与茶树，副业发达，弥补了农业先天条件的不足。
茶叶彻底的通法，断绝了许多人的想法。
又来了一个矾通商法，使得反对的人再度增加。
但有一条无可否认，郑朗良心用苦。
郑朗又说道：“人无完人，物无完物，任何人皆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任何地区有忠厚的长者，也有刁滑的小人。太史公乃是史学家，非是政治家。然自太史公修史记，将各地百姓划分以来，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对太祖与寇准产生影响，认为北人忠厚，南人刁滑。太祖英明神武，但在这方面略有些错误了。蔡襄出生于福建，难道不是温润的君子？范仲淹出生于苏州，难道不是士大夫的典范？我国包容南方，若是一味以南北划分，让南方百姓何以心安，又何以安定？况且东南六路承担着我朝大半的财政收入来源。还望诸位三思。”
这是有原因的，诸法改革，包括均输法，计达五大项，多少引起一些骚动，一些官吏又没有做好，作为主要负责的官员之一薛向资历浅，声望低。言臣刘琦与钱顗看不习惯，进谏道，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反对声音多，连大小苏也卷进来，不知轻重地弹劾了一些官吏。
郑朗连忙将大小苏喊到家中，怒斥一顿。别人能反对，难道你们也拆我的台？两人老实下。不过刘琦与钱顗一直没有停下来，王安石恼怒，发生争执。两相火拼，刘钱二人是干不过王安石的，被王安石火拼下去。司马光认为不大好，朝堂保留一些反对声音未必是坏事，至少证明郑朗能容人。因此力保钱刘，不得功。
司马光一怒之下，找到郑朗。
郑朗心中一点气没有，那也是假的。
但最后想了想，钱顗家中贫困，又劝赵顼将钱顗留了下来。
钱顗没有领情，公私要分明的，又弹劾孙昌齿昔日官任江宁时，奴事王安石。于是因王安石推荐。得为御史。当思君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我视君犬彘之不若也）。
也太难听了，孙昌龄心虚，不敢辨，说另外一个言臣王克臣阿奉当权，欺骗圣上。赵祯大怒，让你们做御史监督群臣，辅助君王。现在好了，一个个开始窝里斗。一怒，又要贬。
这一贬非同小可，将会撕开更多的仇恨。
郑朗无奈，放下手中事务，对赵顼开讲。讲赵祯时的故事，为什么范吕二人能变成那种样子？前事之师，不可不借鉴。赵顼收回诏命。但没有安抚住，吕诲连王安石与吕惠卿十条大罪。司马光闻听后，在朝会之前，再三进劝，吕诲不听。
王安石与吕惠卿忍无可忍，不是气量小，三次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事务很多的，郑朗累得不行，他们同样累得不行。感到憋屈，于是联手倒吕。王吕联手，谁与敌锋？吕诲倒。
不能全怪王安石，吕诲这些人做得也略有些过份，不识大局，郑朗不能责备。为了安抚一些大臣急躁的情绪。只好又将钱公辅与郑獬二人召回来。
可是王安石不能理解，当场就问道：“郑公。狄仁杰与娄师德敦贤？”
是郑朗平时教导的结果。
能对郑朗质疑，不妨说出来，憋在心中越久越不是好事。但让他们能针对自己这个当老师的，同门之间却要相互团结。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的，郑朗几个学生一个个开始展翅高飞，只有苏轼稍差一点，然而在文学造诣上，却名闻天下。至于时恒，说他是杂学，或者是格物学，没有人当真的。若数人与郑朗一一附和，即便高滔滔，也多少会产生猜疑之心。
郑朗答道：“狄仁杰贤。”
“郑公既然认为狄仁杰贤，为何要学习娄师德不作为，唾面不拭乎？”
武则天不成功的革命，唐朝一度很危险的，若没有狄仁杰及时地拨乱反正，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靠娄师德，完蛋了。
郑朗徐徐答道：“武后尝问狄仁杰，朕欲得一佳士，谁可？狄仁杰说，未审陛下欲何用？武后说，欲为将相。狄仁杰对答道，文学蕴藉，则苏味道、李峤，必欲取奇才，则是荆州长史张柬之。张柬之固然拨乱反正之功，然李峤与苏味道则是何辈？仅是文学好，则入狄公法眼。用人之道，也是容人之道。若是政见不和，必将排挤之，庆历时君子小人故事又会上演也。如今看来，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君子中多不肖之辈，小人中也有吕夷简与庞籍这样的名臣。然因为一个小人君子，几乎使朝堂分裂矣。实际庆历诸法，也有一些良法，其中有数条让我拿来借鉴改良。为何失败了？庆历新政多条就是言用人之道。连如何用人都没有做好，如何改革，振兴大宋？”
不能这样玩，玩下去很危险的，你排挤我，我排挤你，到明天我打压你，你打压我，想不形成党争都困难。
王安石不能作声。
无论庆历新政对错，但它确实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暂时将危机压了下去。
然后再来，郑朗虽遭到很大的反对声音，但也赢得很多支持声音。一是郑朗会做一些谦让，未来还有，这些谦让使得豪强内部产生分裂。二是皆知道今年过后，明年郑朗离开三司之时，改革结束，以后就是微调。一些没有损失的，或者有损失另一方面得到补偿的，或者损失很小的，一颗心落了下来，他们同样是持着支持或者中立的立场。
不过激进改革派却感到不满足。
国家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例如高利贷。
宋朝高利贷十分残忍，起步价百分之六十，最高价百分三百。
叶惠卿对此很不满，郑朗做过解释，可叶惠卿也搬出成功的事例证明，一有吴育，还有一个李参，前陕西转运使就用过类似青苗法的办法，在陕西做得很好。仅是害怕别人弹劾他，做得很隐蔽。郑朗青苗法是失败的，乃是不做为。李参作为，也就成功了。不能说郑朗说的话一点也不管用。
经过郑朗再三地讲解，许多人意识到一点，那便是官府的低效。以及贪污，造成效益低下，故此太宗才用了钞法，用钞粮代替官粮，运向西北，甚至将马的运营都交给商人主办。
于是叶惠卿推出一种改良型的青苗法。
有基础，那就是银行。
朝廷不主持青苗法，而是让银行主持青苗法。让银行放贷，一避免官府的无能与浪费，二避免争议，三避免官吏好大喜功，带来一些不好的事物。朝廷未得全利，但也得到一半利益。实际就是得利，交给官府主办，休要说一半利益，两成三成利益也未必得到，又解决了百姓受高利贷之苛。
叶惠卿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王安石。
王安石又找到小师弟苏辙。
若是史上的青苗法，苏辙肯定是反对的，但面对这种改良型的青苗法，苏辙疑惑了。又拉着王安石找到郑朗。
几个学生分岐越来越重。郑朗感到担心。
不过听到这种改良型青苗法，郑朗愕然。其实银行到最后，必须涉及到社会的底层，但这时能实行所谓的改良型青苗法？
郑朗让这个改良型青苗法噎住了，大半天未说话。
然后与王安石促膝谈心。
有的想法郑朗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当然，也不会告诉别人。
为王安石所逼，郑朗老实地交待出来。
比较及时，正好京东转运使王珪的侄子王广渊上书：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
确实，这个高利贷将百姓逼苦了。
但因为郑朗解释得很清楚，王安石未同意王广渊的意见。
又来，王广渊的弟弟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书，河北可以卖几千个度僧牒，用此作为本钱，可以在陕西实施青苗法。度僧牒也就是大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仅此一项，可以得钱五十万缗！
王安石犹豫不决，不管什么青苗法，反正朝廷不准，大和尚们有增无减，不如换几个钱。想一想，仅是批准一下，一不需朝廷任何资本，二不需任何后续的投入，收入就是五十万缗钱，不亚于宋朝一年茶叶低潮期的总收入，何乐而不为。
大程说了一句，非是王道之正。
王安石说道，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赵顼意动。
郑朗又立即前来扑灭。
王安石说得似乎有道理，反正老百姓一心想做和尚，阻也阻止不了，不如索性换几个钱，还不是少钱，仅是河北执行一下，能在荒年活人十五万。但真是如此？
首先第一条，和尚们太多了，已成了宋朝沉重负担之一。寺院侵地兼并，是宋朝一大时弊。从他们身上敛一些财问题似乎不大，关健是朝廷敛财敛到度牒上，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下面官吏会怎么做？
其次对真和尚郑朗是持欢迎意见的，但有几个真和尚，多是好吃懒做之辈，或者是因为生活无奈，或者是罪犯，隐匿于寺院，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敛财手段不亚于那些大户人家。今天投资了度牒，明天会加倍敛向百姓。宗教带头的不是宣扬教化，而是宣扬的如何敛财，要这个宗教还有什么作用？
三是王道，郑朗与大程想法未必一致，大程说的乃是存天理，灭人欲，但灭的是何种人的人欲？穷困百姓！一种落后的变相愚民政策。但这个王道说得不假的，国家治理百姓终以王道为主，也就是正道为主，能说得过去的治理政策，为了敛财敛到度牒头上，何有正道，何有王道？要么对寺院的侵害进行一些掣肘政策，要么就放开，千万不能用它来敛财。
关健是这些人都是出于好心。
比如王广廉就活活累死在官职上。
对于这些人，想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特别地困难。
为了解劝，让郑朗苦逼了。
再三的压制，终于使危机减小。
随后西北战事爆发，有人弹劾富弼。确实富弼经常生病，呆在西府担任首相，过了。包括范纯仁也曾因此上过书，委婉地劝说富弼卸职，以免耽搁国事。
王安石便推荐陈升之担任西府首相。
陈旭是有本事，可这个人乃是一个小号版吕惠卿，原先勾结内侍，以求上位。随后附投韩琦，韩琦下去，附投王安石。再往下发展，史书记载陈旭幡然醒悟，实际是背叛了王安石。
但有的话郑朗也不大好说。
赵顼问郑朗，郑朗只能死活保住富弼。
若论声望，原先无一人能及郑朗，可此一时彼一时，郑朗三次改革，得罪了许多人。富弼一直乃是一个老好人，有他与曾公亮挡在前面，那怕就是不做事，郑朗辛苦一点，也等于前面有了两棵参天大树，为郑朗遮风蔽雨。
不同意。
赵顼问司马光，司马光说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
赵顼又说：“升之有才智，晓边事。”
司马光说：“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几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
时间长了，这句话便传入郑朗耳朵里。
郑朗不悦，故有了今天这番话。
又说道：“不能容蛮人，则南方永远不能平定。不能容羌人，即便得到西夏，西夏以后必又复生李继迁矣。诸位请谨记。”
总之，司马光是在开一个很不好的头。
史上，无论司马光或者王安石比现在恶劣得多，特别是司马光，不知说了多少天雷的语录。但两人依然还有许多不好的动向。
左压压，右压压，郑朗说完，伏在桌子上，差一点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儿，重新抬起头道：“子产治郑，三年得功，郑国大治。我自郑州就在谋划，进入京城，准备五年。如今看来，十年也未必能取得子产之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认为天大地大，你们第三大，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问题，不能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
一个比一个固执，俺这个奶妈子有再大本事也不行啊！
，两种态度，前者认为我做得太激进，后者认为我做得不彻底。若不是小心翼翼，我想我此时，两面难为人了。”
“天下肯定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天下人包括国家，豪强与平民。于是我拼命的兼顾。那有那么容易呢？执行过程中必然伤害了一部分人利益。但有一点。平民太苦，最少能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限。因此伤害的豪强利益最多。不过我也在想方设法做补偿，包括这个眼下这个酒务大肆转让，正是谦让的一种。”
还不明白吗？
能参与到酒务拍卖行列，平民成么？
“最后就是河东百姓的生活，河东地形不好，百姓生活太苦，一旦葡萄酒业盛行起来，种葡萄的人也会多起来。就会给更多的百姓一条活路。这就是我的想法。请大家想一想，可有通过的可能？”
还有一条未说。
一旦成功。会出现许多民间酒作坊，这些就是工业，也能带动商业发展。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开源，天下经济乃是总和不变的，开了这个源，必伤害另一个源，乃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个说法不对。
比如酒，这个地区产量高一点，未必能使另外一个地方产量下降，百姓多喝一点，就出在里面。
“这倒是良策，”曾公亮道。
有前例，福建路论地形比河东更恶劣，但养活了一百多万户百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肆种植荔枝等果树与茶树，副业发达，弥补了农业先天条件的不足。
茶叶彻底的通法，断绝了许多人的想法。
又来了一个矾通商法，使得反对的人再度增加。
但有一条无可否认，郑朗良心用苦。
郑朗又说道：“人无完人，物无完物，任何人皆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任何地区有忠厚的长者，也有刁滑的小人。太史公乃是史学家，非是政治家。然自太史公修史记，将各地百姓划分以来，造成种种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对太祖与寇准产生影响，认为北人忠厚，南人刁滑。太祖英明神武，但在这方面略有些错误了。蔡襄出生于福建，难道不是温润的君子？范仲淹出生于苏州，难道不是士大夫的典范？我国包容南方，若是一味以南北划分，让南方百姓何以心安，又何以安定？况且东南六路承担着我朝大半的财政收入来源。还望诸位三思。”
这是有原因的，诸法改革，包括均输法，计达五大项，多少引起一些骚动，一些官吏又没有做好，作为主要负责的官员之一薛向资历浅，声望低。言臣刘琦与钱顗看不习惯，进谏道，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反对声音多，连大小苏也卷进来，不知轻重地弹劾了一些官吏。
郑朗连忙将大小苏喊到家中，怒斥一顿。别人能反对，难道你们也拆我的台？两人老实下。不过刘琦与钱顗一直没有停下来，王安石恼怒，发生争执。两相火拼，刘钱二人是干不过王安石的，被王安石火拼下去。司马光认为不大好，朝堂保留一些反对声音未必是坏事，至少证明郑朗能容人。因此力保钱刘，不得功。
司马光一怒之下，找到郑朗。
郑朗心中一点气没有，那也是假的。
但最后想了想，钱顗家中贫困，又劝赵顼将钱顗留了下来。
钱顗没有领情，公私要分明的，又弹劾孙昌齿昔日官任江宁时，奴事王安石。于是因王安石推荐。得为御史。当思君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我视君猪狗不如（我视君犬彘之不若也）。
也太难听了，孙昌龄心虚，不敢辨，说另外一个言臣王克臣阿奉当权，欺骗圣上。赵祯大怒，让你们做御史监督群臣，辅助君王。现在好了，一个个开始窝里斗。一怒，又要贬。
这一贬非同小可，将会撕开更多的仇恨。
郑朗无奈，放下手中事务，对赵顼开讲。讲赵祯时的故事，为什么范吕二人能变成那种样子？前事之师，不可不借鉴。赵顼收回诏命。但没有安抚住，吕诲连王安石与吕惠卿十条大罪。司马光闻听后，在朝会之前，再三进劝，吕诲不听。
王安石与吕惠卿忍无可忍，不是气量小，三次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事务很多的，郑朗累得不行，他们同样累得不行。感到憋屈，于是联手倒吕。王吕联手，谁与敌锋？吕诲倒。
不能全怪王安石，吕诲这些人做得也略有些过份，不识大局，郑朗不能责备。为了安抚一些大臣急躁的情绪。只好又将钱公辅与郑獬二人召回来。
可是王安石不能理解，当场就问道：“郑公。狄仁杰与娄师德敦贤？”
是郑朗平时教导的结果。
能对郑朗质疑，不妨说出来，憋在心中越久越不是好事。但让他们能针对自己这个当老师的，同门之间却要相互团结。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的，郑朗几个学生一个个开始展翅高飞，只有苏轼稍差一点，然而在文学造诣上，却名闻天下。至于时恒，说他是杂学，或者是格物学，没有人当真的。若数人与郑朗一一附和，即便高滔滔，也多少会产生猜疑之心。
郑朗答道：“狄仁杰贤。”
“郑公既然认为狄仁杰贤，为何要学习娄师德不作为，唾面不拭乎？”
武则天不成功的革命，唐朝一度很危险的，若没有狄仁杰及时地拨乱反正，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靠娄师德，完蛋了。
郑朗徐徐答道：“武后尝问狄仁杰，朕欲得一佳士，谁可？狄仁杰说，未审陛下欲何用？武后说，欲为将相。狄仁杰对答道，文学蕴藉，则苏味道、李峤，必欲取奇才，则是荆州长史张柬之。张柬之固然拨乱反正之功，然李峤与苏味道则是何辈？仅是文学好，则入狄公法眼。用人之道，也是容人之道。若是政见不和，必将排挤之，庆历时君子小人故事又会上演也。如今看来，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君子中多不肖之辈，小人中也有吕夷简与庞籍这样的名臣。然因为一个小人君子，几乎使朝堂分裂矣。实际庆历诸法，也有一些良法，其中有数条让我拿来借鉴改良。为何失败了？庆历新政多条就是言用人之道。连如何用人都没有做好，如何改革，振兴大宋？”
不能这样玩，玩下去很危险的，你排挤我，我排挤你，到明天我打压你，你打压我，想不形成党争都困难。
王安石不能作声。
无论庆历新政对错，但它确实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暂时将危机压了下去。
然后再来，郑朗虽遭到很大的反对声音，但也赢得很多支持声音。一是郑朗会做一些谦让，未来还有，这些谦让使得豪强内部产生分裂。二是皆知道今年过后，明年郑朗离开三司之时，改革结束，以后就是微调。一些没有损失的，或者有损失另一方面得到补偿的，或者损失很小的，一颗心落了下来，他们同样是持着支持或者中立的立场。
不过激进改革派却感到不满足。
国家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例如高利贷。
宋朝高利贷十分残忍，起步价百分之六十，最高价百分三百。
叶惠卿对此很不满，郑朗做过解释，可叶惠卿也搬出成功的事例证明，一有吴育，还有一个李参，前陕西转运使就用过类似青苗法的办法，在陕西做得很好。仅是害怕别人弹劾他，做得很隐蔽。郑朗青苗法是失败的，乃是不做为。李参作为，也就成功了。不能说郑朗说的话一点也不管用。
经过郑朗再三地讲解，许多人意识到一点，那便是官府的低效。以及贪污，造成效益低下，故此太宗才用了钞法，用钞粮代替官粮，运向西北，甚至将马的运营都交给商人主办。
于是叶惠卿推出一种改良型的青苗法。
有基础，那就是银行。
朝廷不主持青苗法，而是让银行主持青苗法。让银行放贷，一避免官府的无能与浪费，二避免争议，三避免官吏好大喜功，带来一些不好的事物。朝廷未得全利，但也得到一半利益。实际就是得利，交给官府主办，休要说一半利益，两成三成利益也未必得到，又解决了百姓受高利贷之苛。
叶惠卿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王安石。
王安石又找到小师弟苏辙。
若是史上的青苗法，苏辙肯定是反对的，但面对这种改良型的青苗法，苏辙疑惑了。又拉着王安石找到郑朗。
几个学生分岐越来越重。郑朗感到担心。
不过听到这种改良型青苗法，郑朗愕然。其实银行到最后，必须涉及到社会的底层，但这时能实行所谓的改良型青苗法？
郑朗让这个改良型青苗法噎住了，大半天未说话。
然后与王安石促膝谈心。
有的想法郑朗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当然，也不会告诉别人。
为王安石所逼，郑朗老实地交待出来。
比较及时，正好京东转运使王珪的侄子王广渊上书：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
确实，这个高利贷将百姓逼苦了。
但因为郑朗解释得很清楚，王安石未同意王广渊的意见。
又来，王广渊的弟弟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书，河北可以卖几千个度僧牒，用此作为本钱，可以在陕西实施青苗法。度僧牒也就是大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仅此一项，可以得钱五十万缗！
王安石犹豫不决，不管什么青苗法，反正朝廷不准，大和尚们有增无减，不如换几个钱。想一想，仅是批准一下，一不需朝廷任何资本，二不需任何后续的投入，收入就是五十万缗钱，不亚于宋朝一年茶叶低潮期的总收入，何乐而不为。
大程说了一句，非是王道之正。
王安石说道，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赵顼意动。
郑朗又立即前来扑灭。
王安石说得似乎有道理，反正老百姓一心想做和尚，阻也阻止不了，不如索性换几个钱，还不是少钱，仅是河北执行一下，能在荒年活人十五万。但真是如此？
首先第一条，和尚们太多了，已成了宋朝沉重负担之一。寺院侵地兼并，是宋朝一大时弊。从他们身上敛一些财问题似乎不大，关健是朝廷敛财敛到度牒上，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下面官吏会怎么做？
其次对真和尚郑朗是持欢迎意见的，但有几个真和尚，多是好吃懒做之辈，或者是因为生活无奈，或者是罪犯，隐匿于寺院，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敛财手段不亚于那些大户人家。今天投资了度牒，明天会加倍敛向百姓。宗教带头的不是宣扬教化，而是宣扬的如何敛财，要这个宗教还有什么作用？
三是王道，郑朗与大程想法未必一致，大程说的乃是存天理，灭人欲，但灭的是何种人的人欲？穷困百姓！一种落后的变相愚民政策。但这个王道说得不假的，国家治理百姓终以王道为主，也就是正道为主，能说得过去的治理政策，为了敛财敛到度牒头上，何有正道，何有王道？要么对寺院的侵害进行一些掣肘政策，要么就放开，千万不能用它来敛财。
关健是这些人都是出于好心。
比如王广廉就活活累死在官职上。
对于这些人，想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特别地困难。
为了解劝，让郑朗苦逼了。
再三的压制，终于使危机减小。
随后西北战事爆发，有人弹劾富弼。确实富弼经常生病，呆在西府担任首相，过了。包括范纯仁也曾因此上过书，委婉地劝说富弼卸职，以免耽搁国事。
王安石便推荐陈升之担任西府首相。
陈旭是有本事，可这个人乃是一个小号版吕惠卿，原先勾结内侍，以求上位。随后附投韩琦，韩琦下去，附投王安石。再往下发展，史书记载陈旭幡然醒悟，实际是背叛了王安石。
但有的话郑朗也不大好说。
赵顼问郑朗，郑朗只能死活保住富弼。
若论声望，原先无一人能及郑朗，可此一时彼一时，郑朗三次改革，得罪了许多人。富弼一直乃是一个老好人，有他与曾公亮挡在前面，那怕就是不做事，郑朗辛苦一点，也等于前面有了两棵参天大树，为郑朗遮风蔽雨。
不同意。
赵顼问司马光，司马光说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
赵顼又说：“升之有才智，晓边事。”
司马光说：“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几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
时间长了，这句话便传入郑朗耳朵里。
郑朗不悦，故有了今天这番话。
又说道：“不能容蛮人，则南方永远不能平定。不能容羌人，即便得到西夏，西夏以后必又复生李继迁矣。诸位请谨记。”
总之，司马光是在开一个很不好的头。
史上，无论司马光或者王安石比现在恶劣得多，特别是司马光，不知说了多少天雷的语录。但两人依然还有许多不好的动向。
左压压，右压压，郑朗说完，伏在桌子上，差一点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儿，重新抬起头道：“子产治郑，三年得功，郑国大治。我自郑州就在谋划，进入京城，准备五年。如今看来，十年也未必能取得子产之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认为天大地大，你们第三大，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问题，不能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
一个比一个固执，俺这个奶妈子有再大本事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