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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在用兵上的杰出才能。他的才能主要有两个闪光亮点。
其一,是他在军队治理上,具有非凡的综合能力。治理军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军队的组建、训练、管理、指挥等多个方面。在他的严格治理之下,蜀汉军队呈现出来的面貌,《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有客观的记载:“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军容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就连他的对手,曹魏的主帅司马懿,视察了蜀汉军队主动撤退而留下的营垒阵地之后,也不禁赞叹说:“天下奇才也!”
其二,是他在军工技术上,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武器制造,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主持改进的一种强力弓弩,铁制的利箭八寸长,相当于现今的二十厘米左右,但是一次就能同时发射十支箭,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故而取名叫“元戎”。元戎本来是古代一种大型战车,现今用在强弩上,表明这是弓弩中的老大。为了适应不同的道路状况,他又主持制造出两种新型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木牛载重量大,专门用在祁山相对平缓的山路;流马行进速度快,专门用在以悬空栈道为主的褒斜道。
以上两方面,诸葛亮都撰写了多种军事著作。在三国时期,他军事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其中一些篇章流传到现今,使我们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他在军事上倾注的心血。而他在以上两方面的努力,根本目的是要从质量上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蜀汉军队的数量,比曹魏少得多。为了抵消数量上的弱势,只有提高质量一条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他的主力军团,多次杀入曹魏的地盘,迫使对方拒不出兵决战,基本上与强大的对手打成了平局。根据客观的战果,进行公正的评价,诸葛亮还是应当评为蜀汉的臣僚当中,用兵才能最为出色的第一统帅,主帅型名将的冠军。
那么他未能在军事上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目标,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对他的全面性制约。天是天时,即现今所说的政治形势。要想消灭一个敌对政权,儒家经典《左传》有四个字的经验总结,叫做“取乱侮亡”。对方的政局出现混乱时,就能拿下它;政局走向灭亡时,就能压垮它。可见政治形势如何,是能否消灭对方的重要条件。然而诸葛亮北伐的七年间,是魏明帝在位的前期。魏明帝牢固控制权力,曹魏政局相对稳定,能够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来应对蜀汉的进攻,可见天时的条件并不具备。
地是地利。诸葛亮在地利上不仅不占优势,反而处于劣势。发动北伐,必须穿越分界线秦岭山脉。三国之间,有三条相对稳定的分界线,即秦岭山脉、三峡一带和长江沿线。据我多次实地考察,穿越难度最大的,就是秦岭山脉,不仅海拔高,而且纵深长,所以诗仙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深沉慨叹。当初曹操为何会把汉中比作“鸡肋”,从而主动放弃呢?正是因为实战经验告诉他:秦岭山脉,是用兵打仗的沉重包袱,主动甩掉才是明智之举。在整个北伐中,后勤军粮的运输,始终是诸葛亮的最大难题,就是因为占不到地利啊!
人,是指人力资源。据史书提供的数据,三国的人口总数大约八百万。其中,蜀汉将近一百万,最少;孙吴二百三十万,中等;曹魏将近四百五十万,最多。蜀汉的人口,只有曹魏的四分之一还不到。人力资源少,当然军队数量就少。三国的军队,大体都是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蜀汉所能动员的最大兵力,不过十万人;而曹魏则是四十五万人。
以上三大基本因素摆出来,情况就很清楚了:你的人口和军队数量最少,却要穿越最为艰难的边界,前去攻打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国家实力在你四倍以上的强劲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难度就太大了。事实上,能够基本打成平局,已经是军事上了不起的战功。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也是胜利者。
你会问了,三国时期在人力上以弱胜强的大战役,不是很多吗?为何在诸葛亮这里就不能实现呢?不错,三国时期以弱胜强的大战役的确不少。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战例就会发现:其中取胜的弱势一方,总是在其他两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占有优势,要么是天时,比如曹操对付袁绍的官渡之战;要么是地利,比如周瑜对付曹操的赤壁之战。在天、地、人三者都显著不利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成功率就几乎为零了。
诸葛亮北伐,整体上当然是国家行为。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这位主帅的心理动机,又应当如何准确定位呢?
以往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八个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思是诸葛亮明知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都对自己一方非常不利,依然坚持要出兵北伐,这种徒劳无益的举动,不过是要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而已。对此笔者并不赞同,要做一点点颠覆。
以上天、地、人三大基本要素对他的全面制约,是我们后人梳理总结出来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事后诸葛亮。客观而论,当时的他,对第二项的不占地利,第三项的短缺人力,都是充分了解的。但是,他对第一项的天时,也就是对方曹魏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充分了解。为什么?因为据《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记载,刘备一死,诸葛亮就宣布“闭关”政策,彻底关闭北方与曹魏接壤的边界。秦岭山脉本来就有重重的自然阻隔,再加上人为的严格封闭,所以信息来源就完全断线了。而北伐的初战刚刚发动时,又大大震动了曹魏,以至于关陇地区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大片地区公开宣布脱离曹魏,响应诸葛亮。开局的形势竟然如此有利,就好像是他二十一年前“隆中对策”中,“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预想情景,真的在眼前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初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打出汉中而攻占关中,最后成功消灭项羽的光辉榜样,就开始激励他,鼓舞他,不断给他以成功的希望。事实上,在整个北伐的三部曲中,他一直都在努力,主动发起进攻,主旋律不是完全绝望的颓废消沉,而是顽强努力的拼搏进取。因此,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完全恰当;更为准确的定位总结,应当是这十个字:“以为有可为,而努力为之。”
说到刘邦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机遇好,出兵的时候正巧碰上合适的天时:项羽远在东边激战,无法顾及西边的关中,相当于政治形势混乱的情形。世间上的事,特别是大事,如果要想成功,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机遇,两者不可或缺。主观努力,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而客观机遇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诸葛亮没有能够碰上这么好的机遇,老天爷又没有赐予他较长的寿命,所以只能以令人惋惜的方式离开了历史舞台。但是,他对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第一,如果不做任何主观的努力,即便客观机遇来临,也绝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功,只能留下长久的悔恨;第二,时刻做好了主观努力,一旦客观机遇来临,成功就在眼前;第三,付出了主观努力,即便没有碰上客观机遇,事业未能成功,也不会悔恨终身,因为只要想想他诸葛亮的人生,就会心中释然。这正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却对今人启迪多。
要想知道诸葛亮种种有趣的谜团,请看下节。
三孔明之谜
诸葛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故事多,谜团也多。其中一些至今还不断引起争论的谜团,就涉及三国时期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这一节中,笔者选择与他的用兵才能密切相关的五个有趣谜团,与大家共同探讨真相,对过去的流行说法作一点颠覆挑战。一是著名八阵图是不是他的独创发明?二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是这样的军事功能又怎样来具体实现?四是陈寿对他做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以及后人由此而产生的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种种质疑,究竟准不准确?五是从人性的角度看,陈寿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负面评价呢?
在正式破解五个谜团之前,先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热热身,也就是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讲诸葛亮,总得弄清楚他们家族的姓氏来源吧,所以笔者先来说一段《百家姓》的故事。
曾经有人说,孔明先生肯定姓孔,这当然是在说笑话。但是,要是说诸葛亮他们家,原本并不姓诸葛,估计你也会以为笔者在开玩笑。但是,这绝对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
他们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松之的注,引用了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吴书》,原文如下:“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说他们家族的祖先,原本是葛氏家族,居住在徐州琅邪郡的诸县。后来迁居到西南面的阳都县,而阳都县此前已经有了姓葛的人家;为了区分,就把从诸县迁来的葛家,叫做诸葛家了。诸县,在今山东诸城市,而阳都县,则在山东沂南县。
另一种出自《风俗通义》,原文如下:“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说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又名陈涉,他的手下有个将军叫做葛婴,立下战功却被诛杀了。西汉文帝时,追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从此就把侯爵所在地诸县的诸,加在姓氏的前面,从而显示家族的光荣,葛氏就变成诸葛氏了。
两种说法,都说他们家的先世,原本姓葛。之所以变成了诸葛,是因为与诸县的“诸”发生了结合。至于“诸”字的来源,前一种说是因为家族的原居地在诸县,另一种说是因为祖先的封爵地在诸县。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是后一种。一是因为叙述的过程更加具体清晰。二是因为记载的书籍《风俗通义》,其问世的时间要早于前一种的《吴书》很多,更加接近事情发生的时间。三是《风俗通义》的作者,是东汉晚期的应劭。据《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记载,他出自文化世家,本人是社会名流,知识面很广,这部书又专门记载他所在时代的风俗文化,包括百家姓的来源,而他还在靠近诸县和阳都县的泰山郡,当过郡太守,对这两个县的家族来源更加熟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的票就投给它了。
那么他们家族原来姓的葛氏,又从何而来呢?唐代专门记载姓氏来源的《元和姓纂》,其中卷十有记载:“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说是葛氏的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二是夏代诸侯国中,葛国君主葛伯的后代。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依然是后一种。因为所谓的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帝王,老祖宗。这位老祖宗有多老呢?我们常说三皇五帝,三皇之首是伏羲氏。而这位葛天氏,据说资格比伏羲氏还要老,年头实在太久远,相比之下这可信度就差了。
先秦时期,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据大名鼎鼎的学者顾炎武考证,周代贵族的规矩,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是用来“别婚姻”,氏是用来“明贵贱”。由于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所以用来“别婚姻”,也就是在婚姻中辨别血缘关系,避免近亲通婚,对后代产生不良后果。常见的姓,比如姬,虞姬的姬;姜,孟姜女的姜;姒,褒姒的姒;嬴,秦始皇嬴政的嬴。姬、姜、姒、嬴,这些字都带有“女”字的偏旁,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姓既然是标明血缘的符号,血缘不能变更,所以姓也不能变更。那么氏又起什么作用呢?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所以用来“明贵贱”,也就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高低。由于社会地位不可能一直不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氏就可以不断变更改版。秦汉以后,姓与氏混为一谈,姓氏既用来区别婚姻,同时又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原本姓葛,所以史书记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就被蜀汉的老百姓尊称为“葛侯”,意思是葛家的侯爷。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很多,以致曹魏的隐士管宁,要特此撰写《氏姓论》来加以批评。这也是当时风俗文化的有趣现象。
弄清楚他们家族姓氏的来源后,现在正式破解上面五个谜团。
诸葛亮训练军队,不仅抓得紧,而且抓得很有特色,最著名的,要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世把八阵图说成是能够飞沙走石困死敌人的神奇魔幻阵法,那是小说的夸张,并非历史真实。探索八阵图的谜团,应当遵守三条准则,一是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不搞荒诞;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科技水平,不搞魔幻;三是必须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不搞虚架子。现在就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探讨。
先说第一个谜团,八阵图是不是孔明的独创发明?回答既是“不是”,也是“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写的《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说是西汉沿袭秦朝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大阅兵,皇帝亲临京城长安的长水南门,会合京城禁卫军五个大营的兵马,组成八阵,前进后退做表演,阅兵表演的正式名称叫做“乘之”。东汉班固写的《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意思是运用八阵部署军队,展示出神奇的威风。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的正式阵形。因此,单就“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而论,独创的发明权显然不属于诸葛亮。这就有点颠覆传说中印象的意思了。
那么我为何又要说“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虽然不是诸葛亮的独创发明,但他本人的“八阵图”,又不是对老祖宗玩意儿的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变成了全新的孔明版。创新在哪里?第一点,他的新版八阵,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更加适合军队实战的演练。那时候当兵的文化程度低,如果没有图形,只有说明文字,演练起来就很困难。于是,老版的八阵,就变成了新版的八阵图,相当于“图说八阵”,虽然只增加一个“图”字,效果就大不相同了。第二点,他的新版,完全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而老版八阵则只是用来举行首都大阅兵,从而博得皇帝老倌龙心大悦的花招子、虚架子。而这一点,就和下一个要探讨的谜团直接有关系了。
第二个谜团,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国志》和同时代的其他史书,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只能在时间稍后一点的史书中去寻找线索。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记载,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北方的柔然族骑兵,经常侵扰边塞,形成严重威胁。大臣高闾建议,专门组建一支军队,采用诸葛亮的八阵图战法,使他们能够在在开阔的北方草原上,抵御柔然民族铁骑兵团的强劲冲击。他明确说:“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北魏孝文帝,在诸葛亮之后不过二百多年。据《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诸葛亮写的兵书,其完整版本到南朝的梁代都还存在。而北魏孝文帝,在位时间还在梁代之前,所以北魏的人完全能够读到诸葛亮的完整兵书,也才能采用他的八阵图来训练军队。按照高闾所说,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是在开阔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而这一点,正好与诸葛亮紧迫的实际需要完全吻合。因为崎岖险阻的秦岭山间小路,大批马匹很难通过,所以蜀汉军队的主力兵团,只能以步兵而不是骑兵来组成。而一旦从秦岭进入关中,就是非常适合骑兵驰骋的开阔平原,所以曹魏方面拥有强大的骑兵。可见防御骑兵冲击,使得蜀汉的主力兵种步兵,具有对抗和攻破骑兵的能力,确实就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第二个谜团也就有了答案。
既然八阵图的军事功能,是要解决步兵如何有效防御骑兵强劲冲击的难题。那么它又通过怎样的装备和方法,来实现这样的军事功能呢?答案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就在稍晚一点的西晋初期。《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王朝的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他就是因为使用了八阵图,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书记载当时战况说:“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意思是马隆依照诸葛亮的八阵图,专门制造了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在广阔的平原之上,与鹿角配合使用,一面作战,一面向前推进,凡是弓箭能够射到的地方,敌军的骑兵都纷纷应声倒下。
这段史文的描绘,生动而细致。据笔者考证,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晋武帝的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这时蜀汉灭亡才十六年,就连南方的孙吴政权,也都还存在。因此,西晋官方,很容易从蜀汉的投降人士,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第一手正宗版本。因此,这段记载,是研究八阵图最可靠也最重要的史料,非常值得重视。其关键内容有两点。
第一点,运用八阵图,必须专门配备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常见的运输车辆,左右两侧直立的箱板是对称形状的。所谓“偏箱”,顾名思义,就是某一侧的箱板,尺寸和形状比较特殊;而八阵图的防御功能,就是由这一侧特殊的偏箱来实现。如果采用坚硬的木材来制作偏箱,同时加大其高度和厚度,那么这一侧的箱板,就具备了应急防御的功能。若干辆这样的车,统一在某一侧,比如左侧,加装防御性的箱板,再按下面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形成连续性的防御设施,从而成为步兵抗御铁骑兵团冲击的有效屏障。
第二点,在广阔的原野上,要形成所谓的“鹿角车营”。既然是车营,即车辆的阵营,肯定就不止一辆车。换言之,偏箱车是要抱团来使用的。怎么抱团法呢?就是把所有车辆同一侧的偏箱朝向外面,彼此相连,形成环状的营阵;车辆之间的间隙,则用“鹿角”来填充。所谓鹿角,是当时常用的军事术语,即带有尖锐端头的树丫枝,形状如同鹿角,专门用来设置防御性障碍。鹿角车营形成后,藏在车营中间的步兵将士,就能有效避免遭受对方铁骑兵团的直接冲击,而且可以凭借掩护,向外施射弓箭,远距离杀伤来敌。用大白话来形容,这就是用偏箱车围成的临时性碉堡。从“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这两句话来看,这种阵势的实战效果,那是相当之好。
八阵图为何以“八”来命名呢?根据以上史料,也能做出合理的推测。载运军用物资的车队,行进时是前后相连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敌军骑兵冲击,短时间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一个个小型的环状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中,营阵之内又要具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将士们隐蔽和活动者,最合理的就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正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隐蔽和活动的空间。就好比现今我们玩的魔方,一个面有九个小方块,抽掉中间那一块,作为活动空间,其余八块,就是八阵图的模型。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八辆车为一组,固定编队;每一组当中,各车的顺序和位置又固定下来,彼此形成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碉堡。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大整体。以步兵为主力的蜀汉军队,使用这样的阵法,来对抗以骑兵为主的曹魏军队,堪称是最有效、最经济和机动性最强的战术。为何有效?因为足以防止骑兵冲击,还能大量歼灭骑兵;为何经济?因为偏箱车既能运输物资,又能抵御冲击,一车二用;为何机动?因为车辆本身就是机动性工具,随时可以转移到任何需要布阵的地方。
其实说到底,诸葛亮八阵图的根本作用,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把以步兵为主的蜀汉军队,打造成一支非常原生态的装甲兵部队;每八辆偏箱车,就是一辆机动性很强的装甲车;若干组装甲车,就组成了攻防兼备的装甲兵团。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装甲兵团的老祖宗,只不过诸葛亮八阵图型号的装甲车,是用坚硬的木材制造,驱动的力量是人力再加牛马力量而已。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曹操在潼关之战对付马超的时候,曾经使用运输车辆,排成两列平行的屏障,叫做“甬道”,让军队在甬道的中间推进,有效抵御了马超关陇骑兵的强劲冲击。诸葛亮八阵图,与曹操的甬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第三个谜团的答案。
现在讲第四个谜团,陈寿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对孔明先生的用兵才能有负面性评价。那么他的评价准不准确呢?
在这篇传记末尾,陈寿充分肯定孔明的治国功勋后,又对其用兵才能评价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争论纷纷,有许多人还由此得出诸葛亮长于治国短于用兵的结论。那么陈寿的这一评价准确吗?
笔者认为颇有疑问。
理由之一,是不符合事实。首先,优秀的统兵主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比如组建训练军队,培养任命将领,制定战役计划,改进武器装备,保障后勤供应,观察天文气象,利用地形地理,等等;而所谓“应变将略”,就是面临军情的突然性变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不过是用兵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以此来否定诸葛亮的全部用兵才能,明显是以偏概全了。即使退一步说,诸葛亮确实在“应变将略”上有所不足的话,他在其他方面,比如以隆中对策设计总体战略、以八阵图训练士兵、以木牛流马保障后勤,等等,都表现出他作为三国顶级名将的全面素质。其次,单就“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论,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变将略”的要点有二:一是先要有“突变”;二是后要有“应对”。请看他在北伐中的表现如何:
第一次,他亲自北伐,在马谡前锋溃败的紧急关头,他采用迅速收兵撤退来应对,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此后再战。
第二次,他亲自北伐,强攻陈仓不利,撤退途中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采用布阵待敌来应对,结果斩杀王双。
第三次,派遣将领陈式,率领非主力攻取武都、阴平二郡,魏将郭淮赴援,他采用亲自挥兵阻击来应对,郭淮退走,从而成功攻占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叫做“围城打援”。
第四次,他亲自北伐,撤军途中,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采用设置埋伏来应对,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
最后一次,他亲自北伐,不幸病危,他又在临死前吩咐采用分兵掩护、镇定撤退来应对,有效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在用兵上的杰出才能。他的才能主要有两个闪光亮点。
其一,是他在军队治理上,具有非凡的综合能力。治理军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军队的组建、训练、管理、指挥等多个方面。在他的严格治理之下,蜀汉军队呈现出来的面貌,《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有客观的记载:“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军容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就连他的对手,曹魏的主帅司马懿,视察了蜀汉军队主动撤退而留下的营垒阵地之后,也不禁赞叹说:“天下奇才也!”
其二,是他在军工技术上,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武器制造,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主持改进的一种强力弓弩,铁制的利箭八寸长,相当于现今的二十厘米左右,但是一次就能同时发射十支箭,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故而取名叫“元戎”。元戎本来是古代一种大型战车,现今用在强弩上,表明这是弓弩中的老大。为了适应不同的道路状况,他又主持制造出两种新型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木牛载重量大,专门用在祁山相对平缓的山路;流马行进速度快,专门用在以悬空栈道为主的褒斜道。
以上两方面,诸葛亮都撰写了多种军事著作。在三国时期,他军事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其中一些篇章流传到现今,使我们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他在军事上倾注的心血。而他在以上两方面的努力,根本目的是要从质量上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蜀汉军队的数量,比曹魏少得多。为了抵消数量上的弱势,只有提高质量一条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他的主力军团,多次杀入曹魏的地盘,迫使对方拒不出兵决战,基本上与强大的对手打成了平局。根据客观的战果,进行公正的评价,诸葛亮还是应当评为蜀汉的臣僚当中,用兵才能最为出色的第一统帅,主帅型名将的冠军。
那么他未能在军事上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目标,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对他的全面性制约。天是天时,即现今所说的政治形势。要想消灭一个敌对政权,儒家经典《左传》有四个字的经验总结,叫做“取乱侮亡”。对方的政局出现混乱时,就能拿下它;政局走向灭亡时,就能压垮它。可见政治形势如何,是能否消灭对方的重要条件。然而诸葛亮北伐的七年间,是魏明帝在位的前期。魏明帝牢固控制权力,曹魏政局相对稳定,能够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来应对蜀汉的进攻,可见天时的条件并不具备。
地是地利。诸葛亮在地利上不仅不占优势,反而处于劣势。发动北伐,必须穿越分界线秦岭山脉。三国之间,有三条相对稳定的分界线,即秦岭山脉、三峡一带和长江沿线。据我多次实地考察,穿越难度最大的,就是秦岭山脉,不仅海拔高,而且纵深长,所以诗仙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深沉慨叹。当初曹操为何会把汉中比作“鸡肋”,从而主动放弃呢?正是因为实战经验告诉他:秦岭山脉,是用兵打仗的沉重包袱,主动甩掉才是明智之举。在整个北伐中,后勤军粮的运输,始终是诸葛亮的最大难题,就是因为占不到地利啊!
人,是指人力资源。据史书提供的数据,三国的人口总数大约八百万。其中,蜀汉将近一百万,最少;孙吴二百三十万,中等;曹魏将近四百五十万,最多。蜀汉的人口,只有曹魏的四分之一还不到。人力资源少,当然军队数量就少。三国的军队,大体都是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蜀汉所能动员的最大兵力,不过十万人;而曹魏则是四十五万人。
以上三大基本因素摆出来,情况就很清楚了:你的人口和军队数量最少,却要穿越最为艰难的边界,前去攻打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国家实力在你四倍以上的强劲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难度就太大了。事实上,能够基本打成平局,已经是军事上了不起的战功。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也是胜利者。
你会问了,三国时期在人力上以弱胜强的大战役,不是很多吗?为何在诸葛亮这里就不能实现呢?不错,三国时期以弱胜强的大战役的确不少。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战例就会发现:其中取胜的弱势一方,总是在其他两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占有优势,要么是天时,比如曹操对付袁绍的官渡之战;要么是地利,比如周瑜对付曹操的赤壁之战。在天、地、人三者都显著不利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成功率就几乎为零了。
诸葛亮北伐,整体上当然是国家行为。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这位主帅的心理动机,又应当如何准确定位呢?
以往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八个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思是诸葛亮明知天、地、人三大基本因素都对自己一方非常不利,依然坚持要出兵北伐,这种徒劳无益的举动,不过是要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而已。对此笔者并不赞同,要做一点点颠覆。
以上天、地、人三大基本要素对他的全面制约,是我们后人梳理总结出来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事后诸葛亮。客观而论,当时的他,对第二项的不占地利,第三项的短缺人力,都是充分了解的。但是,他对第一项的天时,也就是对方曹魏真实的政治形势,并不充分了解。为什么?因为据《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记载,刘备一死,诸葛亮就宣布“闭关”政策,彻底关闭北方与曹魏接壤的边界。秦岭山脉本来就有重重的自然阻隔,再加上人为的严格封闭,所以信息来源就完全断线了。而北伐的初战刚刚发动时,又大大震动了曹魏,以至于关陇地区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大片地区公开宣布脱离曹魏,响应诸葛亮。开局的形势竟然如此有利,就好像是他二十一年前“隆中对策”中,“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预想情景,真的在眼前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初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打出汉中而攻占关中,最后成功消灭项羽的光辉榜样,就开始激励他,鼓舞他,不断给他以成功的希望。事实上,在整个北伐的三部曲中,他一直都在努力,主动发起进攻,主旋律不是完全绝望的颓废消沉,而是顽强努力的拼搏进取。因此,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完全恰当;更为准确的定位总结,应当是这十个字:“以为有可为,而努力为之。”
说到刘邦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机遇好,出兵的时候正巧碰上合适的天时:项羽远在东边激战,无法顾及西边的关中,相当于政治形势混乱的情形。世间上的事,特别是大事,如果要想成功,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机遇,两者不可或缺。主观努力,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而客观机遇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诸葛亮没有能够碰上这么好的机遇,老天爷又没有赐予他较长的寿命,所以只能以令人惋惜的方式离开了历史舞台。但是,他对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第一,如果不做任何主观的努力,即便客观机遇来临,也绝不会得到任何的成功,只能留下长久的悔恨;第二,时刻做好了主观努力,一旦客观机遇来临,成功就在眼前;第三,付出了主观努力,即便没有碰上客观机遇,事业未能成功,也不会悔恨终身,因为只要想想他诸葛亮的人生,就会心中释然。这正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却对今人启迪多。
要想知道诸葛亮种种有趣的谜团,请看下节。
三孔明之谜
诸葛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故事多,谜团也多。其中一些至今还不断引起争论的谜团,就涉及三国时期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这一节中,笔者选择与他的用兵才能密切相关的五个有趣谜团,与大家共同探讨真相,对过去的流行说法作一点颠覆挑战。一是著名八阵图是不是他的独创发明?二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是这样的军事功能又怎样来具体实现?四是陈寿对他做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以及后人由此而产生的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种种质疑,究竟准不准确?五是从人性的角度看,陈寿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负面评价呢?
在正式破解五个谜团之前,先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热热身,也就是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讲诸葛亮,总得弄清楚他们家族的姓氏来源吧,所以笔者先来说一段《百家姓》的故事。
曾经有人说,孔明先生肯定姓孔,这当然是在说笑话。但是,要是说诸葛亮他们家,原本并不姓诸葛,估计你也会以为笔者在开玩笑。但是,这绝对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
他们诸葛亮家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裴松之的注,引用了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吴书》,原文如下:“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说他们家族的祖先,原本是葛氏家族,居住在徐州琅邪郡的诸县。后来迁居到西南面的阳都县,而阳都县此前已经有了姓葛的人家;为了区分,就把从诸县迁来的葛家,叫做诸葛家了。诸县,在今山东诸城市,而阳都县,则在山东沂南县。
另一种出自《风俗通义》,原文如下:“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说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又名陈涉,他的手下有个将军叫做葛婴,立下战功却被诛杀了。西汉文帝时,追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从此就把侯爵所在地诸县的诸,加在姓氏的前面,从而显示家族的光荣,葛氏就变成诸葛氏了。
两种说法,都说他们家的先世,原本姓葛。之所以变成了诸葛,是因为与诸县的“诸”发生了结合。至于“诸”字的来源,前一种说是因为家族的原居地在诸县,另一种说是因为祖先的封爵地在诸县。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是后一种。一是因为叙述的过程更加具体清晰。二是因为记载的书籍《风俗通义》,其问世的时间要早于前一种的《吴书》很多,更加接近事情发生的时间。三是《风俗通义》的作者,是东汉晚期的应劭。据《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记载,他出自文化世家,本人是社会名流,知识面很广,这部书又专门记载他所在时代的风俗文化,包括百家姓的来源,而他还在靠近诸县和阳都县的泰山郡,当过郡太守,对这两个县的家族来源更加熟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的票就投给它了。
那么他们家族原来姓的葛氏,又从何而来呢?唐代专门记载姓氏来源的《元和姓纂》,其中卷十有记载:“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说是葛氏的来源也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二是夏代诸侯国中,葛国君主葛伯的后代。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可信呢?回答依然是后一种。因为所谓的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帝王,老祖宗。这位老祖宗有多老呢?我们常说三皇五帝,三皇之首是伏羲氏。而这位葛天氏,据说资格比伏羲氏还要老,年头实在太久远,相比之下这可信度就差了。
先秦时期,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据大名鼎鼎的学者顾炎武考证,周代贵族的规矩,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是用来“别婚姻”,氏是用来“明贵贱”。由于姓是标明血缘的符号,所以用来“别婚姻”,也就是在婚姻中辨别血缘关系,避免近亲通婚,对后代产生不良后果。常见的姓,比如姬,虞姬的姬;姜,孟姜女的姜;姒,褒姒的姒;嬴,秦始皇嬴政的嬴。姬、姜、姒、嬴,这些字都带有“女”字的偏旁,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姓既然是标明血缘的符号,血缘不能变更,所以姓也不能变更。那么氏又起什么作用呢?氏是标明身份的符号,所以用来“明贵贱”,也就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高低。由于社会地位不可能一直不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氏就可以不断变更改版。秦汉以后,姓与氏混为一谈,姓氏既用来区别婚姻,同时又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原本姓葛,所以史书记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就被蜀汉的老百姓尊称为“葛侯”,意思是葛家的侯爷。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很多,以致曹魏的隐士管宁,要特此撰写《氏姓论》来加以批评。这也是当时风俗文化的有趣现象。
弄清楚他们家族姓氏的来源后,现在正式破解上面五个谜团。
诸葛亮训练军队,不仅抓得紧,而且抓得很有特色,最著名的,要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后世把八阵图说成是能够飞沙走石困死敌人的神奇魔幻阵法,那是小说的夸张,并非历史真实。探索八阵图的谜团,应当遵守三条准则,一是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不搞荒诞;二是必须符合当时的科技水平,不搞魔幻;三是必须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不搞虚架子。现在就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探讨。
先说第一个谜团,八阵图是不是孔明的独创发明?回答既是“不是”,也是“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写的《魏书》记载:“汉承秦制,十月都试,车驾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说是西汉沿袭秦朝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大阅兵,皇帝亲临京城长安的长水南门,会合京城禁卫军五个大营的兵马,组成八阵,前进后退做表演,阅兵表演的正式名称叫做“乘之”。东汉班固写的《燕然山铭》,歌颂朝廷讨伐北匈奴的战功,也有“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的文句,意思是运用八阵部署军队,展示出神奇的威风。可见在诸葛亮之前的两汉,“八阵”的词汇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西汉皇帝每年首都大阅兵的正式阵形。因此,单就“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而论,独创的发明权显然不属于诸葛亮。这就有点颠覆传说中印象的意思了。
那么我为何又要说“是”呢?因为“八阵”这个词汇和阵形,虽然不是诸葛亮的独创发明,但他本人的“八阵图”,又不是对老祖宗玩意儿的原样照搬,而是进行了“推演”,即推广和演变,有了自己独到的创新,变成了全新的孔明版。创新在哪里?第一点,他的新版八阵,配上了直观易懂的图形,更加适合军队实战的演练。那时候当兵的文化程度低,如果没有图形,只有说明文字,演练起来就很困难。于是,老版的八阵,就变成了新版的八阵图,相当于“图说八阵”,虽然只增加一个“图”字,效果就大不相同了。第二点,他的新版,完全是为蜀汉军队实战需要而专门设计,具有突出的实战性和针对性,而老版八阵则只是用来举行首都大阅兵,从而博得皇帝老倌龙心大悦的花招子、虚架子。而这一点,就和下一个要探讨的谜团直接有关系了。
第二个谜团,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究竟是什么?《三国志》和同时代的其他史书,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只能在时间稍后一点的史书中去寻找线索。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记载,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北方的柔然族骑兵,经常侵扰边塞,形成严重威胁。大臣高闾建议,专门组建一支军队,采用诸葛亮的八阵图战法,使他们能够在在开阔的北方草原上,抵御柔然民族铁骑兵团的强劲冲击。他明确说:“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北魏孝文帝,在诸葛亮之后不过二百多年。据《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诸葛亮写的兵书,其完整版本到南朝的梁代都还存在。而北魏孝文帝,在位时间还在梁代之前,所以北魏的人完全能够读到诸葛亮的完整兵书,也才能采用他的八阵图来训练军队。按照高闾所说,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是在开阔平原作战时,防御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而这一点,正好与诸葛亮紧迫的实际需要完全吻合。因为崎岖险阻的秦岭山间小路,大批马匹很难通过,所以蜀汉军队的主力兵团,只能以步兵而不是骑兵来组成。而一旦从秦岭进入关中,就是非常适合骑兵驰骋的开阔平原,所以曹魏方面拥有强大的骑兵。可见防御骑兵冲击,使得蜀汉的主力兵种步兵,具有对抗和攻破骑兵的能力,确实就是八阵图的具体军事功能,第二个谜团也就有了答案。
既然八阵图的军事功能,是要解决步兵如何有效防御骑兵强劲冲击的难题。那么它又通过怎样的装备和方法,来实现这样的军事功能呢?答案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就在稍晚一点的西晋初期。《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记载,西晋王朝的名将马隆,在晋武帝时出征凉州,打通河西走廊,他就是因为使用了八阵图,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史书记载当时战况说:“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意思是马隆依照诸葛亮的八阵图,专门制造了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在广阔的平原之上,与鹿角配合使用,一面作战,一面向前推进,凡是弓箭能够射到的地方,敌军的骑兵都纷纷应声倒下。
这段史文的描绘,生动而细致。据笔者考证,马隆出征凉州,是在西晋武帝的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这时蜀汉灭亡才十六年,就连南方的孙吴政权,也都还存在。因此,西晋官方,很容易从蜀汉的投降人士,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手中,直接获得诸葛亮八阵图的第一手正宗版本。因此,这段记载,是研究八阵图最可靠也最重要的史料,非常值得重视。其关键内容有两点。
第一点,运用八阵图,必须专门配备一种叫做“偏箱车”的特殊车辆。常见的运输车辆,左右两侧直立的箱板是对称形状的。所谓“偏箱”,顾名思义,就是某一侧的箱板,尺寸和形状比较特殊;而八阵图的防御功能,就是由这一侧特殊的偏箱来实现。如果采用坚硬的木材来制作偏箱,同时加大其高度和厚度,那么这一侧的箱板,就具备了应急防御的功能。若干辆这样的车,统一在某一侧,比如左侧,加装防御性的箱板,再按下面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形成连续性的防御设施,从而成为步兵抗御铁骑兵团冲击的有效屏障。
第二点,在广阔的原野上,要形成所谓的“鹿角车营”。既然是车营,即车辆的阵营,肯定就不止一辆车。换言之,偏箱车是要抱团来使用的。怎么抱团法呢?就是把所有车辆同一侧的偏箱朝向外面,彼此相连,形成环状的营阵;车辆之间的间隙,则用“鹿角”来填充。所谓鹿角,是当时常用的军事术语,即带有尖锐端头的树丫枝,形状如同鹿角,专门用来设置防御性障碍。鹿角车营形成后,藏在车营中间的步兵将士,就能有效避免遭受对方铁骑兵团的直接冲击,而且可以凭借掩护,向外施射弓箭,远距离杀伤来敌。用大白话来形容,这就是用偏箱车围成的临时性碉堡。从“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这两句话来看,这种阵势的实战效果,那是相当之好。
八阵图为何以“八”来命名呢?根据以上史料,也能做出合理的推测。载运军用物资的车队,行进时是前后相连的长蛇队形。一旦遭遇敌军骑兵冲击,短时间内,要将营阵布置得很大,是不可能的,只能布置成一个个小型的环状营阵。而小型环状营阵中,营阵之内又要具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将士们隐蔽和活动者,最合理的就是由八辆偏箱车组成的正方形,每边三辆车,中间的空地,正好作为自身隐蔽和活动的空间。就好比现今我们玩的魔方,一个面有九个小方块,抽掉中间那一块,作为活动空间,其余八块,就是八阵图的模型。如果平时的训练,就以八辆车为一组,固定编队;每一组当中,各车的顺序和位置又固定下来,彼此形成默契;出征时一旦遇到敌情,马上就能构成一座座小型防御碉堡。众多这样的小型营阵,又可彼此呼应,形成战斗的大整体。以步兵为主力的蜀汉军队,使用这样的阵法,来对抗以骑兵为主的曹魏军队,堪称是最有效、最经济和机动性最强的战术。为何有效?因为足以防止骑兵冲击,还能大量歼灭骑兵;为何经济?因为偏箱车既能运输物资,又能抵御冲击,一车二用;为何机动?因为车辆本身就是机动性工具,随时可以转移到任何需要布阵的地方。
其实说到底,诸葛亮八阵图的根本作用,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把以步兵为主的蜀汉军队,打造成一支非常原生态的装甲兵部队;每八辆偏箱车,就是一辆机动性很强的装甲车;若干组装甲车,就组成了攻防兼备的装甲兵团。这实际上就是后世装甲兵团的老祖宗,只不过诸葛亮八阵图型号的装甲车,是用坚硬的木材制造,驱动的力量是人力再加牛马力量而已。
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曹操在潼关之战对付马超的时候,曾经使用运输车辆,排成两列平行的屏障,叫做“甬道”,让军队在甬道的中间推进,有效抵御了马超关陇骑兵的强劲冲击。诸葛亮八阵图,与曹操的甬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第三个谜团的答案。
现在讲第四个谜团,陈寿的《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对孔明先生的用兵才能有负面性评价。那么他的评价准不准确呢?
在这篇传记末尾,陈寿充分肯定孔明的治国功勋后,又对其用兵才能评价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争论纷纷,有许多人还由此得出诸葛亮长于治国短于用兵的结论。那么陈寿的这一评价准确吗?
笔者认为颇有疑问。
理由之一,是不符合事实。首先,优秀的统兵主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比如组建训练军队,培养任命将领,制定战役计划,改进武器装备,保障后勤供应,观察天文气象,利用地形地理,等等;而所谓“应变将略”,就是面临军情的突然性变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不过是用兵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以此来否定诸葛亮的全部用兵才能,明显是以偏概全了。即使退一步说,诸葛亮确实在“应变将略”上有所不足的话,他在其他方面,比如以隆中对策设计总体战略、以八阵图训练士兵、以木牛流马保障后勤,等等,都表现出他作为三国顶级名将的全面素质。其次,单就“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论,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应变将略”的要点有二:一是先要有“突变”;二是后要有“应对”。请看他在北伐中的表现如何:
第一次,他亲自北伐,在马谡前锋溃败的紧急关头,他采用迅速收兵撤退来应对,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此后再战。
第二次,他亲自北伐,强攻陈仓不利,撤退途中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采用布阵待敌来应对,结果斩杀王双。
第三次,派遣将领陈式,率领非主力攻取武都、阴平二郡,魏将郭淮赴援,他采用亲自挥兵阻击来应对,郭淮退走,从而成功攻占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叫做“围城打援”。
第四次,他亲自北伐,撤军途中,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采用设置埋伏来应对,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
最后一次,他亲自北伐,不幸病危,他又在临死前吩咐采用分兵掩护、镇定撤退来应对,有效保全了蜀军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