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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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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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