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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最近心情看上去不错，尽管她知道债务的事，也分担着来自家庭大部分的劳动负担。但人总得从生活中自己寻找那些正能量的事，来调剂自己的心态，哪怕再微不足道。一个乐观的人，才能勇挑重担，尤其是女人。李秀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出身农村，三十年前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李秀玲未曾谋面的公公——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城市户口。那个年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城里人有粮本，每月的工资里有钱还有粮票，偶尔也有布票或者其它什么票。粗粮和细粮都规定好了供应量，其它生活用品也能得到保障。虽然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着的国家发放。而农村人，就是靠天吃饭，无数人一辈子守着的，只有旱涝凭天的土地，还是有限的面积，还得交公粮。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没有粮食简直就是恐惧到了骨子里。这种恐惧影响了至少两代人，对于粮食的态度。更不要说城市里有楼房，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和各种让农村人羡慕并弄不懂用途的公共设施。环境的差异使得人的素质也截然不同。尽管十年浩劫摧毁了城市一代人的素质和文明，但大环境在那摆着呢，而且底子也没烂彻底。改革开放初期，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闹了很多无知的笑话，根本原因正是因此。因此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是以闺女能嫁给城里人为最大的吹嘘资本。当然，直到现在，也少有城市人嫁去农村的例子。那些拆迁户娶媳妇自然不在此列，他们的户口也是城市的了。因此城里生活的优越性，是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幸福。
李秀玲的婆婆当年就是幸福的一份子。然而好事多磨，婚是结了，户口却落不上。本来按照国家规定，她嫁过来，就应该落入城市户口，但到了派出所、街道以及别的什么需要盖章的单位，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通常来说，“找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直到今天，在东北地区想办任何正规的，或是亟待解决的事，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不行就找找人吧”。找的人，自然是有实权的，或者能帮忙说得上话的人。你在办公室里和这些人说什么，他们总是一副根本听不进去的神情。而当你“找了人”，往往解决问题的，也就是他们的一两句话而已。做手术要找人，经商要找人，孩子安排工作要找人，落户口也是。当然，人不能白找，凭什么别人都办不了，心里都没底，就你能？就你心里有底？送礼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九十年代之前大多是紧俏物资，或者高档礼品，九十年代后，就逐渐变成了金银物品，或者干脆就是钞票。人情关系，像一张扭曲的网，牢牢的缚住了这块土地的发展速度，以及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在这里，照章办事会被别人看作傻子，“找人”反而成了办一切事的必要途径。民众间互相吹嘘攀比的，往往就是谁家有个什么亲戚有实权，谁认识的某个大人物很“好使”。“好使”，本来是用于对某件工具或者物品的赞誉，却在这里用于人的身上。当然，那些被称赞“好使”的人，恐怕也从没有思考过，自己是如何和一件工具划上等号的。他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些，都在忙着收钱，办事，以及想尽办法如何从自己能伸得上手的角度搜刮一点好处出来。因此，经过长期、大量的接触，其他地区的人总结出来一句至今仍然非常适用的话，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就是事实，无论官面上吹的怎么天花乱坠。李秀玲婆婆的户口问题，最后就卡在了“找人”这个问题上，因为没人可找。李秀玲的公公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认识的最大领导是厂长，还是他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他。她婆婆更不用说，贫农。因此最终她也没能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城里人，倒是她家所在的村子，以最快速度没收了属于她的那块地，理由很充分，一直都是这么办的。我们无从得知，那个只有一个闺女嫁给了城里人的村子，一直都是怎么办的。但俩人毕竟还是结了婚，开始了一种只有一半的城市生活。后来有了李秀玲的丈夫，再后来，公公出了意外，李秀玲的丈夫初中还差两个月毕业，就进厂接班当了工人。再后来，丈夫也出了意外，还是那个厂，还是那个车间。
那个年代人们大多结婚早，李秀玲的婆婆二十岁就当了妈，如今还不到五十岁。年轻时在农村的长期劳动，使得这个女人一直保持着匀称的体型，直到近几年，因为生产过以及年龄的增长，腰上才多少出现了一点赘肉。这并不影响她的形象，尽管她肤色天生略黑，尽管她被生活摧残的，头上已经出现了星星白发。
当年她是村里公认长得最漂亮的闺女，如今也无愧于风韵犹存四个字。
婆婆最近偶尔会提到一个“老赵大哥”。之前她也提到过，只是李秀玲没怎么注意。婆婆早晨做饭，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去买菜，早晨的菜市场，性价比挺高，而且商贩们刚出摊，没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和讨价还价，心情也比较好，很多事好商量。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有个小公园，那里是她主要的社交地点。很多老年人会在那里遛弯、锻炼，或者就是凑在一起侃大山。婆婆不太和人交流，大多数时候只是旁听。她的年龄其实和那些退了休的人差距不小，只是混的时间长了，倒也没人在意这个中年人的加入。老赵大哥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婆婆，起因是婆婆的菜筐某天不小心被人从花坛边碰倒了，他正好赶上，就热心的帮忙收拾了一下。老赵大哥刚从政府某小机关退休不久，据说丧偶数年，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从前上班时还不觉得怎么，一退休，整个人就变得空落落的。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因此每天只是去公园活动活动筋骨。他在机关混迹一辈子，人长得高大，一头花白的头发每天梳得整整齐齐，穿一身中山装，说起话来也是有理有据，中气十足。婆婆具体和他怎么相处的，李秀玲并不十分清楚，婆婆也从没仔细提起过，只是偶尔闲聊时会提及这个人。最近她提及的稍微多了些，李秀玲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情况。李秀玲并不是个迂腐的人，婆婆熬了这么多年，真要是有个喜欢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只是话没有挑明，她也不好对婆婆直说什么。
李秀玲观察过，婆婆提起老赵大哥，眉眼间多少带着点笑意。按婆婆说的情况，老赵大哥这样的人，在中老年人里面，算得上是个黄金单身汉。无牵无挂，又有良好的社会保障，退休金也不低，家境不算十分殷实，起码也够得上小康水平。再加上他的形象也还不错，对婆婆这个年龄段往上的女人来说，杀伤力是非常恐怖的。当然，两个人实际年龄相差挺大，但如今这个社会，三十多岁嫁给老头的都不罕见。更何况年龄越大，生活本身就越重要，反而什么门当户对，志同道合都不是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李秀玲甚至往歪处想了想，“老赵大哥”虽然已经六十岁了，但男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有不少仍旧对男欢女爱兴趣盎然，身体机能也没有衰退得多厉害。这一点从她在舞厅接待的那些客人身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尤其他还丧偶数年，遇到婆婆这样眉清目秀的中年女性，又是个温柔贤淑的性格，日久生情，还不得天雷地火、干柴烈火、飞蛾扑火……她没敢往下想，最近自己被舞厅影响的太多，对这些事居然想的这么自然。她有些脸红，偷偷抬头看了看婆婆，后者正在给丈夫夹菜，应该没注意到。
老年人的性生活，其实一直都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地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对这个话题隐涩规避，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男人一旦到了五六十岁，似乎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等原因，就已经无法再正常的过性生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相比较之下女人对性的需求反而似乎更被人所熟知一些。前几天李秀玲发现，陪舞的队伍里有四五个明显超过四十岁的女人，其中甚至有两个看上去五十多的，她还亲眼看见这二位之一和人在墙边做大活儿，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到底该算是谁玩谁呢？她和张晓芬聊天时提... -->>
婆婆最近心情看上去不错，尽管她知道债务的事，也分担着来自家庭大部分的劳动负担。但人总得从生活中自己寻找那些正能量的事，来调剂自己的心态，哪怕再微不足道。一个乐观的人，才能勇挑重担，尤其是女人。李秀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出身农村，三十年前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李秀玲未曾谋面的公公——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城市户口。那个年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城里人有粮本，每月的工资里有钱还有粮票，偶尔也有布票或者其它什么票。粗粮和细粮都规定好了供应量，其它生活用品也能得到保障。虽然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着的国家发放。而农村人，就是靠天吃饭，无数人一辈子守着的，只有旱涝凭天的土地，还是有限的面积，还得交公粮。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没有粮食简直就是恐惧到了骨子里。这种恐惧影响了至少两代人，对于粮食的态度。更不要说城市里有楼房，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和各种让农村人羡慕并弄不懂用途的公共设施。环境的差异使得人的素质也截然不同。尽管十年浩劫摧毁了城市一代人的素质和文明，但大环境在那摆着呢，而且底子也没烂彻底。改革开放初期，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闹了很多无知的笑话，根本原因正是因此。因此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是以闺女能嫁给城里人为最大的吹嘘资本。当然，直到现在，也少有城市人嫁去农村的例子。那些拆迁户娶媳妇自然不在此列，他们的户口也是城市的了。因此城里生活的优越性，是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幸福。
李秀玲的婆婆当年就是幸福的一份子。然而好事多磨，婚是结了，户口却落不上。本来按照国家规定，她嫁过来，就应该落入城市户口，但到了派出所、街道以及别的什么需要盖章的单位，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通常来说，“找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直到今天，在东北地区想办任何正规的，或是亟待解决的事，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不行就找找人吧”。找的人，自然是有实权的，或者能帮忙说得上话的人。你在办公室里和这些人说什么，他们总是一副根本听不进去的神情。而当你“找了人”，往往解决问题的，也就是他们的一两句话而已。做手术要找人，经商要找人，孩子安排工作要找人，落户口也是。当然，人不能白找，凭什么别人都办不了，心里都没底，就你能？就你心里有底？送礼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九十年代之前大多是紧俏物资，或者高档礼品，九十年代后，就逐渐变成了金银物品，或者干脆就是钞票。人情关系，像一张扭曲的网，牢牢的缚住了这块土地的发展速度，以及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在这里，照章办事会被别人看作傻子，“找人”反而成了办一切事的必要途径。民众间互相吹嘘攀比的，往往就是谁家有个什么亲戚有实权，谁认识的某个大人物很“好使”。“好使”，本来是用于对某件工具或者物品的赞誉，却在这里用于人的身上。当然，那些被称赞“好使”的人，恐怕也从没有思考过，自己是如何和一件工具划上等号的。他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些，都在忙着收钱，办事，以及想尽办法如何从自己能伸得上手的角度搜刮一点好处出来。因此，经过长期、大量的接触，其他地区的人总结出来一句至今仍然非常适用的话，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就是事实，无论官面上吹的怎么天花乱坠。李秀玲婆婆的户口问题，最后就卡在了“找人”这个问题上，因为没人可找。李秀玲的公公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认识的最大领导是厂长，还是他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他。她婆婆更不用说，贫农。因此最终她也没能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城里人，倒是她家所在的村子，以最快速度没收了属于她的那块地，理由很充分，一直都是这么办的。我们无从得知，那个只有一个闺女嫁给了城里人的村子，一直都是怎么办的。但俩人毕竟还是结了婚，开始了一种只有一半的城市生活。后来有了李秀玲的丈夫，再后来，公公出了意外，李秀玲的丈夫初中还差两个月毕业，就进厂接班当了工人。再后来，丈夫也出了意外，还是那个厂，还是那个车间。
那个年代人们大多结婚早，李秀玲的婆婆二十岁就当了妈，如今还不到五十岁。年轻时在农村的长期劳动，使得这个女人一直保持着匀称的体型，直到近几年，因为生产过以及年龄的增长，腰上才多少出现了一点赘肉。这并不影响她的形象，尽管她肤色天生略黑，尽管她被生活摧残的，头上已经出现了星星白发。
当年她是村里公认长得最漂亮的闺女，如今也无愧于风韵犹存四个字。
婆婆最近偶尔会提到一个“老赵大哥”。之前她也提到过，只是李秀玲没怎么注意。婆婆早晨做饭，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去买菜，早晨的菜市场，性价比挺高，而且商贩们刚出摊，没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和讨价还价，心情也比较好，很多事好商量。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有个小公园，那里是她主要的社交地点。很多老年人会在那里遛弯、锻炼，或者就是凑在一起侃大山。婆婆不太和人交流，大多数时候只是旁听。她的年龄其实和那些退了休的人差距不小，只是混的时间长了，倒也没人在意这个中年人的加入。老赵大哥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婆婆，起因是婆婆的菜筐某天不小心被人从花坛边碰倒了，他正好赶上，就热心的帮忙收拾了一下。老赵大哥刚从政府某小机关退休不久，据说丧偶数年，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从前上班时还不觉得怎么，一退休，整个人就变得空落落的。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因此每天只是去公园活动活动筋骨。他在机关混迹一辈子，人长得高大，一头花白的头发每天梳得整整齐齐，穿一身中山装，说起话来也是有理有据，中气十足。婆婆具体和他怎么相处的，李秀玲并不十分清楚，婆婆也从没仔细提起过，只是偶尔闲聊时会提及这个人。最近她提及的稍微多了些，李秀玲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情况。李秀玲并不是个迂腐的人，婆婆熬了这么多年，真要是有个喜欢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只是话没有挑明，她也不好对婆婆直说什么。
李秀玲观察过，婆婆提起老赵大哥，眉眼间多少带着点笑意。按婆婆说的情况，老赵大哥这样的人，在中老年人里面，算得上是个黄金单身汉。无牵无挂，又有良好的社会保障，退休金也不低，家境不算十分殷实，起码也够得上小康水平。再加上他的形象也还不错，对婆婆这个年龄段往上的女人来说，杀伤力是非常恐怖的。当然，两个人实际年龄相差挺大，但如今这个社会，三十多岁嫁给老头的都不罕见。更何况年龄越大，生活本身就越重要，反而什么门当户对，志同道合都不是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李秀玲甚至往歪处想了想，“老赵大哥”虽然已经六十岁了，但男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有不少仍旧对男欢女爱兴趣盎然，身体机能也没有衰退得多厉害。这一点从她在舞厅接待的那些客人身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尤其他还丧偶数年，遇到婆婆这样眉清目秀的中年女性，又是个温柔贤淑的性格，日久生情，还不得天雷地火、干柴烈火、飞蛾扑火……她没敢往下想，最近自己被舞厅影响的太多，对这些事居然想的这么自然。她有些脸红，偷偷抬头看了看婆婆，后者正在给丈夫夹菜，应该没注意到。
老年人的性生活，其实一直都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地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对这个话题隐涩规避，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男人一旦到了五六十岁，似乎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等原因，就已经无法再正常的过性生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相比较之下女人对性的需求反而似乎更被人所熟知一些。前几天李秀玲发现，陪舞的队伍里有四五个明显超过四十岁的女人，其中甚至有两个看上去五十多的，她还亲眼看见这二位之一和人在墙边做大活儿，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到底该算是谁玩谁呢？她和张晓芬聊天时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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