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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个过程中税吏和钱庄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发生什么横向联系的，双方多事两条线的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割钱账分离，出现腐败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是一种通过制度遏制腐败的方式。
当然，至于某些少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所勾结，可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整个天下。从制度是遏制了那些基层税吏擅自加码，而朝廷背黑锅的缘故。
“皇上，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各部门手里直接收拢了财权，各部门之间无法直接通过收取税赋来进行从中盘剥，对钱账进行分离，那我们等于是进一步收拢了财权。”时不凡说。
时不凡这个方案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了工部、刑部的直接收取税收的权力，以后商人通过各种关卡，那些税吏只能够开税单，没有权力直接收款，那商人接着去各地钱庄去进行缴纳就行了。那些地方的税吏因为没有了直接收取财富的权力，他们心思也都会转变了。他们没有了这个权力，自然没有想要开大额税税单的想法。因为自己无法从中获得牟利的机会，那他们是不可能去额外在税单上面额外加数字的，这样是他们自己自找麻烦。
一旦没有了利益，那反而是“公正”的，不会徇私了。
“好，这办法好，真是好啊！这样不但朝廷可以直接收取了税收，甚至也都杜绝了各种下层管理的盘剥，这样百姓可以少受很多贪官污吏的盘剥了。这个方法好，很好！不过……”李世民接着让话锋一转，显然还是有问题。
“不过你这个大唐钱庄联合会一旦扩散到了全国，那他们难道就不会多收取了吗？”李世民问。
时不凡反问：“那天蝎税单的权力，在税吏手里啊！”
“不行，这样朕还不太放心！这个收取税赋的大权，乃是朝廷公器，朕绝对不会让一个一群民间的钱庄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越俎代庖了。”李世民说。
时不凡想了想，赶紧说：“那请皇上派员监督，除了在钱庄联合会总部设立一名钱监使之外，还可以设立若干名钱监分巡使，负责分巡天下各地的钱庄联合会的钱庄，而这个份巡使也都可以为皇上监督，你看如何？”
“恩，好的！这样朕才稍微放心一些。”李世民这才说。
时不凡不怕李世民派人监督，反而害怕李世民不派人监督。其实甚至李世民派人监督越多，那时不凡反而越高兴。因为一旦派人多了，那反而会形成一个依靠于这个钱庄联合会而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这种负责监督钱庄联合会的人多了，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他们一旦制度化，部门化之后，他们同样会产生所维护的“部门利益”。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钱庄联合会的监督者，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作为监督者们的生存土壤是在乎于被监督者的存在。如果被监督者都不存在了，那他们这些专职的监督者反而也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关系也就好比后世的银监会和各家银行一样，虽然银监会负责监督各家银行，可是同样他们的生存土壤是依靠于那些各家银行的。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废除各家银行，那第一个反对的反而未必是各家银行，反而是银监会。
这个也就制度化，部门化之后的后果，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有时会监督者的生存土壤来自于被监督者，一旦生存土壤没有了，那他们也都是要跟着倒霉。所以别看这帮家伙是来监督打听那个钱庄联合会的，一旦他们被制度化和部门化，那他们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护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
这个也就是这么奇怪，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居然成为了同一个“利益团体”，这样那叫一个坑。所以时不凡不但不会反对李世民派人来，他反而非常支持。一旦这帮家伙被部门化制度化，那他们反而会反过来为大唐各家钱庄在朝廷上争取利益，如果大唐各家钱庄倒了，他们也都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
“李世民，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来了，我干嘛要拒绝？你还以为派跟多人来监督是好事？到时候那些家伙一旦被部门化和制度化看，那最够你哭的。他们到时候说不定会从监督者，转变成为我们大唐钱庄领衔的大唐金融体系的最大拥护者。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在给我送盟友呢！”时不凡心里奸笑想道。
李世民和时不凡想法不一样，李世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于大唐钱庄的监督掌控程度，有助于稳固自己。而时不凡却反而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给自己送盟友，反而举起双手双脚赞同。
两者思维不一样，因为李世民还是彻头彻尾的人治的思维，时不凡的思维更偏向于法治。李世民更认可“人管人”，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些钱庄监督的人是自己派去的人，那他们也都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朝廷。可是时不凡却非常清楚部门利益的坑爹性，别说李世民了，再过一千多年都无法解决啊！不管是你派谁来，都是一样被卷入这个坑爹的部门利益当中。就好比任何植物都不会去破坏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个监督大唐钱庄的组织生存土壤反而是依赖于大唐钱庄，他们才不会主动去消灭大唐的钱庄。到时候，那些负责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会集体不约而同的做出同一个选择“养寇自重”，他们不但不会过分的去监督，反而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保护者。
所以，以李世民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基础，是非常浅薄的，比起时不凡还要秦很多。政治学其实并不只是斗争的学问，而是一门真正研究政治的学问，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为了政治斗争而存在的学问。
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家”，当然政治学家也未必是政治家。很多政治学家一辈子都没有从政过，可是他对于国家管理的贡献很大。可是同样有更多政治家从政一辈子，却并没有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管理体制作出贡献。李世民也许是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对于“政治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粗浅的，所以明他难预测到未来的结果。
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不同的判断结果。
(未完待续。)
是在这个过程中税吏和钱庄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发生什么横向联系的，双方多事两条线的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割钱账分离，出现腐败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是一种通过制度遏制腐败的方式。
当然，至于某些少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所勾结，可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整个天下。从制度是遏制了那些基层税吏擅自加码，而朝廷背黑锅的缘故。
“皇上，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各部门手里直接收拢了财权，各部门之间无法直接通过收取税赋来进行从中盘剥，对钱账进行分离，那我们等于是进一步收拢了财权。”时不凡说。
时不凡这个方案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了工部、刑部的直接收取税收的权力，以后商人通过各种关卡，那些税吏只能够开税单，没有权力直接收款，那商人接着去各地钱庄去进行缴纳就行了。那些地方的税吏因为没有了直接收取财富的权力，他们心思也都会转变了。他们没有了这个权力，自然没有想要开大额税税单的想法。因为自己无法从中获得牟利的机会，那他们是不可能去额外在税单上面额外加数字的，这样是他们自己自找麻烦。
一旦没有了利益，那反而是“公正”的，不会徇私了。
“好，这办法好，真是好啊！这样不但朝廷可以直接收取了税收，甚至也都杜绝了各种下层管理的盘剥，这样百姓可以少受很多贪官污吏的盘剥了。这个方法好，很好！不过……”李世民接着让话锋一转，显然还是有问题。
“不过你这个大唐钱庄联合会一旦扩散到了全国，那他们难道就不会多收取了吗？”李世民问。
时不凡反问：“那天蝎税单的权力，在税吏手里啊！”
“不行，这样朕还不太放心！这个收取税赋的大权，乃是朝廷公器，朕绝对不会让一个一群民间的钱庄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越俎代庖了。”李世民说。
时不凡想了想，赶紧说：“那请皇上派员监督，除了在钱庄联合会总部设立一名钱监使之外，还可以设立若干名钱监分巡使，负责分巡天下各地的钱庄联合会的钱庄，而这个份巡使也都可以为皇上监督，你看如何？”
“恩，好的！这样朕才稍微放心一些。”李世民这才说。
时不凡不怕李世民派人监督，反而害怕李世民不派人监督。其实甚至李世民派人监督越多，那时不凡反而越高兴。因为一旦派人多了，那反而会形成一个依靠于这个钱庄联合会而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这种负责监督钱庄联合会的人多了，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他们一旦制度化，部门化之后，他们同样会产生所维护的“部门利益”。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钱庄联合会的监督者，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作为监督者们的生存土壤是在乎于被监督者的存在。如果被监督者都不存在了，那他们这些专职的监督者反而也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关系也就好比后世的银监会和各家银行一样，虽然银监会负责监督各家银行，可是同样他们的生存土壤是依靠于那些各家银行的。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废除各家银行，那第一个反对的反而未必是各家银行，反而是银监会。
这个也就制度化，部门化之后的后果，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有时会监督者的生存土壤来自于被监督者，一旦生存土壤没有了，那他们也都是要跟着倒霉。所以别看这帮家伙是来监督打听那个钱庄联合会的，一旦他们被制度化和部门化，那他们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护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
这个也就是这么奇怪，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居然成为了同一个“利益团体”，这样那叫一个坑。所以时不凡不但不会反对李世民派人来，他反而非常支持。一旦这帮家伙被部门化制度化，那他们反而会反过来为大唐各家钱庄在朝廷上争取利益，如果大唐各家钱庄倒了，他们也都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
“李世民，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来了，我干嘛要拒绝？你还以为派跟多人来监督是好事？到时候那些家伙一旦被部门化和制度化看，那最够你哭的。他们到时候说不定会从监督者，转变成为我们大唐钱庄领衔的大唐金融体系的最大拥护者。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在给我送盟友呢！”时不凡心里奸笑想道。
李世民和时不凡想法不一样，李世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于大唐钱庄的监督掌控程度，有助于稳固自己。而时不凡却反而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给自己送盟友，反而举起双手双脚赞同。
两者思维不一样，因为李世民还是彻头彻尾的人治的思维，时不凡的思维更偏向于法治。李世民更认可“人管人”，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些钱庄监督的人是自己派去的人，那他们也都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朝廷。可是时不凡却非常清楚部门利益的坑爹性，别说李世民了，再过一千多年都无法解决啊！不管是你派谁来，都是一样被卷入这个坑爹的部门利益当中。就好比任何植物都不会去破坏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个监督大唐钱庄的组织生存土壤反而是依赖于大唐钱庄，他们才不会主动去消灭大唐的钱庄。到时候，那些负责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会集体不约而同的做出同一个选择“养寇自重”，他们不但不会过分的去监督，反而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保护者。
所以，以李世民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基础，是非常浅薄的，比起时不凡还要秦很多。政治学其实并不只是斗争的学问，而是一门真正研究政治的学问，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为了政治斗争而存在的学问。
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家”，当然政治学家也未必是政治家。很多政治学家一辈子都没有从政过，可是他对于国家管理的贡献很大。可是同样有更多政治家从政一辈子，却并没有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管理体制作出贡献。李世民也许是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对于“政治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粗浅的，所以明他难预测到未来的结果。
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不同的判断结果。
(未完待续。)